音樂賜給人民力量，搖滾出來的，是憤怒還是純粹自我消遣？當Bob Dylan刷下Knocking on Heaven's Door的吉他和絃時，60年代儼然成為搖滾樂向政治嗆聲、爭取民權、反戰的代名詞。當70年代初Woodstock音樂節成為美國反越戰大本營時，搖滾樂一度創造了無法抹滅的奇跡。Guns N' Roses於80年代末期走出重金屬的窘境，直率的音樂風格表現了對商業體制的反權威精神。音樂革命不曾靜止，這個世界其實已不斷邁進。
去除日常政治的苦悶與無奈，釋放能量的音樂是人類最佳解藥。透過舉辦音樂祭倡導公共議題如反戰、公共空間、人權等主張，放在社會正義的光譜而言，從來就是一個積極的社會運動。
別讓聲音靜止──一個市民社會積極重奪公共話語權的具體表現，亦可以是社會普羅大眾對於政治精英控制公共空間話語權的體制反抗。
音樂有政治的可能嗎？毋庸置疑，音樂與公共性向來是密不可分，音樂節更是促進普世價值的催化劑，被視為精神生活必需品，從歐美電視媒體在音樂節舉行期間落足資本爭奪轉播權可見一斑。富士搖滾音樂祭作為日本搖滾音樂祭先驅，活動場地範圍廣大，每年來自國內外兩百多組表演者，儼然成為日本當前最大規模戶外運動。
就如電影《海角七號》所描述，成功舉辦音樂節確實可帶旺觀光業與地方上相關產業，推動國民經濟。儘管臺灣每年約四月在墾丁舉辦的最老牌音樂祭“春天吶喊”開山鼻祖是個老美，但近年蓬勃發展的各式音樂祭，無論是政府出資、半官方半民間、完全民間獨立售票舉辦，皆成功吸取過往經驗，不斷締造更有吸引力的音樂節。譬如貢寮音樂祭與當地居民的反核能發電抗爭運動“相映成趣”，每年8月吸引龐大人潮北移，成功藉由音樂祭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群眾生態保育教育。
又或者像“流浪之歌”音樂節也藉由場地設于臺北的森林公園之便，順利將城市中產與來自各國的獨立音樂創作者接軌。另外，強調廣度與深度的“野台開唱”也於每年7、8月間舉行，最大特色為委託人權團體在場內設立公共議題村，加以專業的表演舞臺與空間規劃，往往票券一開賣就被搶購一空，無疑是各國優秀樂團較勁的最佳擂臺。
反觀國內，即便在古典音樂的領域，至今仍缺乏一個真正適合專業聲樂演出的藝術殿堂，現有場地租金昂貴、交通不便，百分之八十靠外援的愛樂交響樂團更彰顯政府複製一套高級消費市場的邏輯，不但無法普及音樂教育，也失去音樂鑒賞的真正意義。連佔有國家文化話語權的傳統或古典藝術的外在生存條件都如此嚴重缺乏，更甭說流行音樂界或自力更生的獨立音樂團體。
古典音樂不儘然必須墨守成規，委內瑞拉西蒙玻利瓦爾國家青年管弦樂團就是最佳例子，樂團主要成員是兒童且並非傳統音樂學院或音樂學校畢業生，而是一些出身于貧民窟的兒童。改變他們命運的正是委內瑞拉一項命名為“El Sistema”的青少年音樂培訓項目，這個計劃最初建立的目的並非大力培養音樂人才，而是將貧民窟少年和街頭問題少年引導到正軌上，與其說這是一個教
育措施，不如說是一項社會措施。
每逢假日于吉隆坡金三角一帶，幾百位年輕人遊手好閒的壯觀場面頗為有趣，探究其中緣由，不外乎國內嚴重缺乏青少年發聲管道，明顯可見政府在公共空間上的規劃缺乏整體性。
我國地下樂團不計其數，素質好的獨立樂團確實也不輸國外，但整個獨立音樂產業卻始終低靡不振，幸得有心人披星戴月，為國內樂界甘為引水人或為孺子牛。這當中牽涉到許多因素，歸其主要原因，以表演空間受限與主流媒體的偏頗再現最為擾人。
期待我國哪天會有一場音樂聲援行動，地點或許就在雙溪毛儒漢生院區。也期待會有那麼一天，我國音樂領袖可與政治領袖展開平等對話與交流，路漫漫兮，卻不遠矣。
搖滾是必然，反叛是正義；用音樂做自己，最實在。
（为〈动态度〉音乐节手册作序，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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