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的真相

（某報某日訊）某夜，某國某州某住宅區某高級公寓發生某宗疑似姦殺案，受害者疑似某區某知名政治人物的某情婦，疑似被某些匪徒活生生從某高樓推下，身上僅著某條內褲，死狀極其恐怖。

根據某高級公寓不願透露姓名的管理人員表示，某警局警察在某夜第一時間接獲消息後，即進入某高級公寓內著手調查，並封鎖某現場。除了在某單位內進行搜尋工作，某些警察也調閱監視錄影帶，試圖釐清某些真相。

某位負責調查此案的警察表示，根據現場研析，不排除某情婦有被先姦後殺的某種可能。然而，某些跡象顯示，兇手似乎不只一人。

某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鄰居表示，自某星期開始，就不斷聽聞某隔鄰傳來呼喊某政治人物的名字，深夜裡經常大吵大鬧，驚醒了某些附近居民。

此外，某位不願證實消息來源的政治助理表示，某國某位內閣部長在某高級公寓內包養某位情婦，是某國政界公開的秘密。

值得注意的是，某報前陣子曾經報導某政治人物，曾被某政黨踢爆涉嫌在某宗重大刑事案中收買某位法官以及某幾位檢察官，且在某法院外與某情婦有某些爭執，引起某些重要人物的高度關注。

儘管如此，某些媒體在某位國家領袖某夜的緊急召集下，被某些在場的領袖訓誡不得報導某些未被證實的消息。

告別2008，期待牛轉乾坤

對馬來西亞人來說，想要在情緒上完全脫離2008年是不可能的，不是因為倪震跟周慧敏的分分合合事件眾說紛紜，而是我國人民已經打下民主化大躍進的基礎，成功將保守的政治思維拋棄在2008年以前，並以積極的心態於2009年繼續實踐與深化民主。

自從308大選後，各種怪力亂神的事件不斷在我國發生，“雞奸案2.0”版本上演，燃油價格像雲霄飛車般起起落落，再來是巫統紛紛擾擾的“逼宮記”， 而阿旦杜亞命案更像是個難以破解的千古迷思，儘管人民已經或多或少猜出謎底。

2008年絕對是個我國政黨政治的良好教材，面對一個挾持大量金援的惡霸，人民無所畏懼，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信念也無所動搖。民聯於此可說是已經打了美好的一仗。

相對于國陣的“騙”字當前，民聯強調以“變”字當先，只稍一次投票，就足以扭轉幾十年來人民誤以為難以改變的“傳統”。5個民聯新州政府近9個月來積極進行改革，不斷革除陋習，施政表現可圈可點，我們不得不發出感歎，國陣這個陣線幾十年來究竟擺的是甚麼陣呢？

國家能否牛轉乾坤，其實靠得是每個市井小民所發出的集體力量。無論是在鎂光燈下四處找褲子穿的馬華公會、口水多過茶的泡泡黨民政黨，今後日子都不應該成為我國民主送終人，此刻遠離種族主義，正是國陣諸公告別2008最好的慶祝方式。

正如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的《雙城記》第一章所敘述：“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2008年就是這樣一個瓦解舊有腐敗價值體系的起跑點，也是重拾國民信心的歷史性一年。相對於許多在308大選紛紛被拉下馬的前國陣領袖，早就提前告別2008，那些還在緬懷舊時光景的政治人物，得趕緊在這分水嶺上洗心革面，勇敢跨出人民所期待的未來。

是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最好你不要忘掉，那轉瞬間的308。

（第十一期公正報編後語）

革命前夕的腳車之旅

南美洲革命英雄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出生於阿根廷一個中產家庭，喜愛文學、足球與旅行。大學時攻讀醫學系，準備將來濟世救人，1950年1、2月暑假時，他遊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走過了約4千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24歲，突然決定休學1年，與一位藥劑師友人阿爾貝托一同騎著摩托車，做了一趟環遊南美洲的旅行，他們當時的交通工具僅是一輛1939年產的Norton摩托車。

兩人從阿根廷出發，先到智利再進入秘魯，後轉往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在這次旅行中，切‧格瓦拉開始真正瞭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認識了他所處的拉美國家在當時世界的處境。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趟旅行中漸漸定型，他在旅行途中以紮記方式寫下了觀察與感想，日後更集結成書。

1956年，切‧格瓦拉與古巴遊擊隊領袖卡斯楚並肩作戰三年，推翻了親美的古巴巴蒂斯塔獨裁政權。革命成功後，切‧格瓦拉被任命為工業部長，後因與卡斯楚理念不合，從此分道揚鑣。切‧格瓦拉於1967年10月9日在一次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軍事行動中被捕，最終被玻利維亞軍隊殺害。

被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稱為“我們時代的完人”的切‧格瓦拉，半世紀以來，已成為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徵。切‧格瓦拉之所以被廣大西方年輕人與其他革命者區別對待，原因就在於他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業而毅然放棄舒適的家境。當他在古巴大權在握時，他又為了自己的理想放棄了高官厚祿，重返革命戰場，並戰鬥直至犧牲。

綜觀切‧格瓦拉的一生，倘若不是年輕時候那趟環遊南美洲的刻苦旅程，想必也不會改變他此後的人生觀，這世界也就少了一名偉大的革命先鋒。

反觀馬來西亞社會，連在自己國土上騎腳車的權利都可以被惡意的警權蹂躪。警方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擾人民行使憲法賦權，竟然濫用兒童保護法令“保護”鬥志高昂且身體力壯的一群年輕人。

此刻，我們的“兒童”甚至沒有騎腳車的自由與權利，想來這將會是“兒童”們此趟最深刻的體會。

“受壓迫人民陣線”（Jerit）舉辦的“腳車闖半島，人民要改變”運動所要傳達的，正是這種親身體驗風土民情的熱情與毅力，感受活在國陣政府淫威下的老百姓如何被壓迫得體無完膚，如何被無情的法令限制思維的發展與身體的自由。

走出教室與辦公室，親吻這片土地的芳澤，認識這個真實世界的不正義，用身體去衝撞國家各種不合理體制，是年輕人責無旁貸的使命。如果我們對年輕人有所期待，或夢想國家未來的社會改革者懂得如何愛惜這片土地，來一趟“革命前夕的腳車之旅”，也不失為將改變不公不義作為長期抗戰的事前準備。

年輕時候的那一趟旅途，註定帶點浪漫，影響卻深遠

（第十期公正報編後語）

沒有制衡的憲政就不是真正君主立憲！

前首相馬哈迪為了個人私利與執政便利，在不曾質詢法律界或公民社會的前提下，前後兩次大刀修憲，摧毀原有君主立憲精神，此後國會三讀通過的法案，無論是否獲得國家元首認同，都將在30天內自動生效成文。

除了引起各方不滿，其所產生的後遺症，在於國陣挾持執政便利以及掌握國會多數權的淫威下，濫用其立法與修法權，我國許多違反人權的法律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通過，而最高元首由於缺乏主動或被動的立法否決權，導致強調議會至上的我國憲政精神最終任由執政集團魚肉。

人民公正党於11月28日至30日于莎亞南順利舉行第5屆全國代表大會，除了各別代表的辯論，其中以黨主席拿督斯裡旺阿芝莎的政策演說以及人民公正党顧問的演講最為國內外媒體注目，尤其是有關我國君主角色的定位。

其實人民公正党談的是恢復1983年前國家元首否決國會立法的權力，但這是被動的禦准，可說是含有一種被動否決的權力在內的否決權，不能只簡化為立法禦准權或立法權，在這種憲政精神之下，最高元首仍然不能主動立法。在英國和大多數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君主握有否決議會所通過的法案的權力，但是這項權力很少使用，譬如英女王能在一項法案通過後一年的時間內否決它。

我們必須認清，君主立憲制與君主專制不同，前者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憲過程樹立人民主權、限制君主權力以及實現事實上的共和政體；後者的君主則擁有統治國家和公民自由的所有權力，但沒有法律或法定的程序告訴君主如何行使哪些權力，如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或秦始皇，簡單而言就是獨裁君主。

值得注意的是，君主立憲制在我國的現實是，君主（國家最高元首）並不是世襲制，不似英女王可終身任職，而是由統治者會議輪流選任。因此，儘管移植自英國西敏寺制度，我國自1957年獨立行憲以來，就已經確立君主身份的權限，權利和義務早已受到憲法明確地規定。回顧歷史，我們幾乎可以斷定，至少在1983年以前的憲政體制，在權力制衡上是健康且正面的。

至於人民公正党顧問安華所說的恢復免控權其實只限于最高元首，並非所有馬來統治者都可恢復此豁免權，且是有限範圍的豁免權，任期內若犯下天大罪行也一樣“君主與庶民同罪”，一旦卸任最高元首，一樣可以進入審訊程序如交由特別法庭處理，就如臺灣民選總統陳水扁，卸任後就無法享有刑事豁免權。

在公正黨代表大會上，旺阿芝莎主席當時說的是馬來文的kekebalan，其實馬來語在這方面的詮釋空間相對較大，沒有英文immunity來得精准，以致引起眾多媒體尤其是華文報記者的混淆，後來的記者會上，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賽胡先阿裡博士也給予澄清。

然而，一些自詡為華基政黨的執政集團成員党，卻錯誤詮釋人民公正黨對於免控權的立場，試圖從中作梗、混淆人民視聽，亂扣君主專制的帽子於人民公正黨頭頂。與其擔憂恢復國家元首的豁免權，倒不如思考如何廢除“國陣立憲制”，馬華諸君，是時候反省了。

（第九期公正報編後語）

烈火仍在，永不熄滅！

內政部轄下的刊物及可蘭經文監管組5名官員，11月11日前往新山一家書報代理公司，沒收419份的人民公正黨黨報《公正報》，此舉不僅是對政黨政治良性發展的破壞，也進一步打壓我國苟延殘喘的言論空間。

馬來西亞言論自由遭受政府長期打壓已經是眾人皆知的事實，連香港立法議員梁國雄都聞之喪膽。《1984年印刷機及出版法令》一日不廢除，國內所有媒體肯定都被困在水深火熱的言論枷鎖中，除了那些表面上看似一般性報章，實際上卻是在扮演巫統喉舌的馬來種族主義報章。

儘管如此，民聯必須秉持308大選宣言，往後一旦執政中央，勢必即刻廢除殘害社會健康發展的《1984年印刷機及出版法令》，以還給人民一個自由的言論空間。

內政部必須解釋，何以僅有區區幾名部長與國會議員的馬華公會，其中文黨報比人民公正黨黨報《公正報》更晚出版，卻能在短時間內輕易獲得內政部給予的出版准證？難道純粹只是因為馬華隸屬國陣成員党？這樣的政策難道不是根據執政者喜好而加以濫用？

馬華公會出版的中文黨報至今只出版了4期，卻能即刻獲得內政部的出版准證，然而，人民公正党作為國會最大反對黨，黨報的出版准證卻必須一等再等，叫人怎能相信國陣是個開明政府？

《公正報》自創刊以來，就不斷向內政部申請出版准證，吊詭的是，就在內政部長賽哈密故意拖延批准准證的同時，其轄下的刊物及可蘭經文監管組官員卻“先聲奪人”，試圖欺壓無辜的人民並打擊人民公正黨的士氣。

在此，《公正報》向新山這家歷史悠久的代理公司致上萬二分的敬意，對於貴公司不辭勞苦協助《公正報》於新山地區的派發以及捍衛言論自由的勇氣，許許多多有良知的馬來西亞人民將會無限感激。

除了在新山遭到內政部官員的故意刁難，《公正報》在雪隆一帶也遭到本地某家中文報章的無端打壓。據悉，該報社少數幾個職員，利用其在雪隆一帶的職權之便，試圖恐嚇一些攤販不得售賣《公正報》。

《公正報》強烈譴責這種為了個人業績或升遷而行使的惡質手段，畢竟《公正報》的存在不在於賺取盈利或企圖成為商業刊物，而是作為黨報以宣傳黨的理念和政策。

許多跡象顯示，馬來西亞正走入一個後威權時代，傳統的族群政治與言論打壓將成為政治改革下被唾棄的文化。

我們不能讓威權政府或無良政客繼續膨漲其囂張的姿態，相反的，我們要提醒這些為非作歹的惡霸，人民公正黨是攜帶著多年來的強烈民意，乘風破浪而來。

烈火仍在，永不熄滅！

（第八期公正報編後語）

相愛靠機會，分手靠智慧

（第七期公正報編後語）

臺灣國片《海角七號》全台票房累計至11月4日，上映不到三個月內就已高達4億5千萬台幣（約5千萬令吉），在臺灣電影票房史上僅次於《鐵達尼號》，不斷刷新紀錄之舉，叫人驚呼連連。近期臺灣新聞局甚至取得電影公司的同意，讓來自中國大陸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一行人在圓山飯店會議廳內觀看《海角七號》，可見電影魅力之大。

翻開臺灣各大報章，映入眼廉的，盡是與電影《海角七號》相關的各式各樣新聞，從娛樂版、社會版到政治版，無所不在。如今臺灣人茶餘飯後的話題似乎已不是“毒奶喝了沒？”，而是“《海角七號》看了沒？”。

故事的主線圍繞在60年前7封未及寄出的分手信。這7封信原是一對戀人的分手信，日本人撤離後，國民黨來台，一名日籍男老師隻身搭上離開臺灣的船隻，也離開了他在臺灣的戀人。分手信始終不曾寄出，60年後，愛意隨著郵包上的地址早已不復存在。

50年來，馬來西亞政壇其實也在上映一幕幕綿綿情話，還有一大迭總是寄不出去的分手信。

票房紀錄呢？慘不忍睹。至今似乎不太有人在意國陣成員党之間如何情話綿綿，因為電影的故事發展太老套，下個場景還沒出現，觀眾就已經猜到故事橋段會是甚麼。

相愛靠機會。國陣的愛情相遇在一個無法逃避的大時代背景，靠的不是各族人民牽來的機會與祝福，而是在強迫撮合的政治枷鎖裡。

如果國陣的存在是一種類似聯姻的觀念，如今審視國陣成員党之間的合作關係，似乎只能證明彼此之間的婚姻模式乃奠基於過去“指腹為婚”的委曲求全，也只能進一步證明“愛情的墳墓是婚姻”這段饒有意思的詼諧。

戀愛的兩人看不對眼了，分手很難不受傷害，即便婚姻也是如此。理性分手不僅僅是對雙方未來仁慈的一種行為，也是維護彼此尊嚴的一種選擇。總是彌漫著藕斷絲連的情緒，對組織未來發展顯然很不健康。

分手靠智慧。依外人看來，國陣這種“床頭吵架床尾和”的吵架模式，似乎只有某方經常施予家暴的可能性比較大，床戲畢竟還是演給觀眾看的，被施暴的一方如何可能承受得了假戲真做的身心壓迫？

被欺壓者嘗試表現不那麼軟弱，其頂撞的結果卻是換來鼻青臉腫的下場，最後只好選擇悶不吭聲。最怕的是那些長期被欺壓者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反而同情施暴者起來。

這應該是個開放性的劇本，如果要改變故事結局，外人只能透過選票，宣告國陣的婚姻失敗，協助成員党走出家暴陰影，才是為仁之道。

我們不能袖手旁觀他人之痛苦，畢竟分手對任何伴侶而言都是一段痛苦的旅程，但心裡也很期待國陣樹倒猢猻散的一天，也許這就是觀眾的入戲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