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诗杰应滚回学校去

翁诗杰于4月30日通过代表律师致函《号外周报》，表示当中有三篇文章含涉嫌诽谤成份，限《号外周报》于5月5日前作出解释。然而，时限未到前，翁诗杰却迫不及待向警方报案，“要求”（实为压迫？）警方援引〈1984年印刷出版法令〉第8（A）条、刑事法典第500条下的诽谤条文调查《号外周报》。

稍有法律常识者都晓得，报刊杂志如刊登令有关人士不满的内容，当事人应当采取民事诉讼索偿，或要求更正或公开道歉，而不是采取非个人所能驾驭之上的刑事诉讼。行使刑事调查权向来是代表国家权力的执法机构的职务，从来不是一个代表行政权的内阁部长所可逾越的范围，警方不应也不能因为一个既非总警长也非总检察长的翁诗杰，就如此不专业地展开调查。

这个道理放诸四海民主国家皆准，无论是个人或世华集团、云顶集团，即便贵为国会反对党领袖的安华，针对外长在国际外交场合的失礼与无的放矢，也不过是采取民事诉讼方式讨回名誉。翁诗杰区区一个侥幸获得纳吉恩宠的国阵二线部长，胆敢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为无物到这种地步，这难道不就是国阵部长们狂妄自大的最佳诠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曾于1974年在耶鲁大学的一场演讲中，提出“第四权理论”，强调新闻媒体作为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以外的第四权，在民主社会中有其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的积极意义，因此第四权也具有监督三权的功能。

从《号外周报》事件看来，代表行政权的翁诗杰若真有政治智慧，大可一笑置之。就算《号外周报》如何无中生有、伪造照片及凭空想象，翁诗杰也不能藉由已引起民间激愤的恶法来伤害别人自由。从这件莫名其妙的事件看来，我们不仅要听听翁诗杰如何解释其越权干涉内政部长政务的本领，也要听听自诩知识份子的翁诗杰看待〈1984年印刷出版法令〉的崇高意见。

至此，翁诗杰已经不配担任自诩代表华裔社群的马华公会会长，甚至不配当个强调以人民为优先的内阁部长。不仅如此，巫统过去对出版法令的意见，确实与翁诗杰近来的言论举止不谋而合，不难预见，来日巫统开放门户的第一个非马来人党员，或许就是翁诗杰。

经由哲学论辩与临床心理学的长期验证，自大源自于自卑，翁诗杰内心确实有某些无法说出口的自卑心态在作祟，翁诗杰的举止只不过进一步证明他处理事情的立场从来就是标准不一，也印证了马来西亚因为这些野蛮作风导致无法迈向成熟民主国家的事实。

翁诗杰放弃民事诉讼，改用其作为国阵内阁部长所获得的淫威施压警方采取刑事诉讼，无疑是滥用权力，并且对法治观念有严重的错误理解。人民不仅要检视翁诗杰，更要检视关键指标部长许子根接下来该如何顺着民意扮演其关键性角色。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舆论是“法律之外的法律”，任何强权都必须尊重新闻舆论，否则便无法维持其存在。马华诸君如果懂得此道理，为何还要逆来顺受、姑息养奸，容许一个视民意为刍狗的翁诗杰继续领导？早该学学人民进步党召开特大，直接罢黜一个连跑步都抄袭得难看的“内裤超人”。

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人生而有之，并非别人赋予，因此绝不能被剥夺。如果翁诗杰过去不曾学习过何谓天赋人权的基本道理，来届大选，让翁诗杰连个上议员都没机会当，或许是让他效法副首相的“滚回学校学习”精神的最好机会。

（第20期《公正報》編後語）

国阵分崩离析的征兆

截稿前收到来自台北的消息，据悉5月7日在台北自由广场上声援“一个黑色的马来西亚”的旅台人士，已经有相关人士前往现场拍照搜证，并确认了部份在场请愿者的身份。所谓的相关人士是来自政府的驻台办事处，还是长期驻台的警政人员，就不得而知。

这些旅台工作或就读的马来西亚公民，用他们坚定的立场隔海声援，就如在马来西亚境内，仍有人以不屑的语气嘲笑，亦有人鸵鸟般假装看不见。或许哪天他们回国会遭遇某些麻烦，或持续被特定单位观察。

民主政治必须提供人民各种政治参与的可能管道与途径，举凡罢工、示威、请愿、游行等，都是公民基本权，但在专制极权的国家中，却有许多非正义的法律条文，这类法律条文在我国特多。人民起义违抗非正义法律，就是一种“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针对“公民不服从”曾作如此分析：当一个国家既有的制度不能发挥适当的作用，它的权威已丧失殆尽时，这一时刻便迫在眉睫，正是这一紧急时刻，把自愿结社转变为“公民不服从”，把异议变成反抗。

由此可见，“公民不服从”是公民社会表达人民自主存在的方式，只要日常的政治参与不充分，人民即有权以各种方式表现自主。

就法学角度而言，抵抗非正义法律并不等同不遵守法律，违反人权或违宪的法律其本身就不具备合法性，这类法律的不合法性来源于制定者统治的不合法性，像内安法令与煽动法令本身就是在非常状态下所生产，显然是一种过期的“罐头法令”。

最早研究“合法性”问题的社会学家韦伯认为，若要维持统治的持久存在，就必须唤起人们对合法性的信仰，合法性被认为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条件，倘若一个政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它将很快崩溃瓦解。

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往往需要做出更多不合法的事情去巩固，近来许多事情显示，国阵已经浮现其分崩离析的征兆。

我国国州议会的座位设计基本上仿效英国下议院，将执政与在野双方清楚区分。英格兰的早期议会其实是容许议员持武器进场，因此如今我们到英国下议院，可见议员坐席划分为执政党与在野党，双方面对面，前方各有一条红线，两条红线相距为两把剑的长度，双方都不得跨越红界，意味着议院将议员分隔，不许他们决斗。幸好，霹雳州议会没有横移可持武器进场的“传统”，否则507霹雳州议会事件，将可与1993年俄罗斯总统叶尔钦派坦克炮轰国会大楼般攻击反对派相互媲美。

在台湾，解严后民选立委大量进入立法院，许多有黑道背景的人士也进入立法院。这时国民党在立法院有个组织称为秩序组，大多都是“武功高强”的人士加入，郝柏村任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时，军系立委、“秩序组”和驻卫警为“悍卫国防部”而几乎天天打架，常有人被打到住院，甚至曾有一次立法院长还动用警察权将所有占少数的民进党立委赶出立法院。

此外，2004年南韩总统卢武铉遭弹劾前夕，议会暴力也曾在南韩出现，一群亲卢武铉议员在国会内与反对派发生严重肢体冲突。

不惶多让，相信未来研究议会暴力的相关参考书籍，除了以上各国史料，肯定也会将我国507霹雳州议会议长被抬走事件记上一笔。

（第19期《公正報》編後語）

別讓聲音靜（禁）止──重奪公共空間話語權

音樂賜給人民力量，搖滾出來的，是憤怒還是純粹自我消遣？

當Bob Dylan刷下Knocking on Heaven's Door的吉他和絃時，60年代儼然成為搖滾樂向政治嗆聲、爭取民權、反戰的代名詞。當70年代初Woodstock音樂節成為美國反越戰大本營時，搖滾樂一度創造了無法抹滅的奇跡。Guns N' Roses於80年代末期走出重金屬的窘境，直率的音樂風格表現了對商業體制的反權威精神。音樂革命不曾靜止，這個世界其實已不斷邁進。

去除日常政治的苦悶與無奈，釋放能量的音樂是人類最佳解藥。透過舉辦音樂祭倡導公共議題如反戰、公共空間、人權等主張，放在社會正義的光譜而言，從來就是一個積極的社會運動。

別讓聲音靜止──一個市民社會積極重奪公共話語權的具體表現，亦可以是社會普羅大眾對於政治精英控制公共空間話語權的體制反抗。

音樂有政治的可能嗎？毋庸置疑，音樂與公共性向來是密不可分，音樂節更是促進普世價值的催化劑，被視為精神生活必需品，從歐美電視媒體在音樂節舉行期間落足資本爭奪轉播權可見一斑。富士搖滾音樂祭作為日本搖滾音樂祭先驅，活動場地範圍廣大，每年來自國內外兩百多組表演者，儼然成為日本當前最大規模戶外運動。

就如電影《海角七號》所描述，成功舉辦音樂節確實可帶旺觀光業與地方上相關產業，推動國民經濟。儘管臺灣每年約四月在墾丁舉辦的最老牌音樂祭“春天吶喊”開山鼻祖是個老美，但近年蓬勃發展的各式音樂祭，無論是政府出資、半官方半民間、完全民間獨立售票舉辦，皆成功吸取過往經驗，不斷締造更有吸引力的音樂節。譬如貢寮音樂祭與當地居民的反核能發電抗爭運動“相映成趣”，每年8月吸引龐大人潮北移，成功藉由音樂祭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群眾生態保育教育。

又或者像“流浪之歌”音樂節也藉由場地設于臺北的森林公園之便，順利將城市中產與來自各國的獨立音樂創作者接軌。另外，強調廣度與深度的“野台開唱”也於每年7、8月間舉行，最大特色為委託人權團體在場內設立公共議題村，加以專業的表演舞臺與空間規劃，往往票券一開賣就被搶購一空，無疑是各國優秀樂團較勁的最佳擂臺。

反觀國內，即便在古典音樂的領域，至今仍缺乏一個真正適合專業聲樂演出的藝術殿堂，現有場地租金昂貴、交通不便，百分之八十靠外援的愛樂交響樂團更彰顯政府複製一套高級消費市場的邏輯，不但無法普及音樂教育，也失去音樂鑒賞的真正意義。連佔有國家文化話語權的傳統或古典藝術的外在生存條件都如此嚴重缺乏，更甭說流行音樂界或自力更生的獨立音樂團體。

古典音樂不儘然必須墨守成規，委內瑞拉西蒙玻利瓦爾國家青年管弦樂團就是最佳例子，樂團主要成員是兒童且並非傳統音樂學院或音樂學校畢業生，而是一些出身于貧民窟的兒童。改變他們命運的正是委內瑞拉一項命名為“El Sistema”的青少年音樂培訓項目，這個計劃最初建立的目的並非大力培養音樂人才，而是將貧民窟少年和街頭問題少年引導到正軌上，與其說這是一個教
育措施，不如說是一項社會措施。

每逢假日于吉隆坡金三角一帶，幾百位年輕人遊手好閒的壯觀場面頗為有趣，探究其中緣由，不外乎國內嚴重缺乏青少年發聲管道，明顯可見政府在公共空間上的規劃缺乏整體性。

我國地下樂團不計其數，素質好的獨立樂團確實也不輸國外，但整個獨立音樂產業卻始終低靡不振，幸得有心人披星戴月，為國內樂界甘為引水人或為孺子牛。這當中牽涉到許多因素，歸其主要原因，以表演空間受限與主流媒體的偏頗再現最為擾人。

期待我國哪天會有一場音樂聲援行動，地點或許就在雙溪毛儒漢生院區。也期待會有那麼一天，我國音樂領袖可與政治領袖展開平等對話與交流，路漫漫兮，卻不遠矣。

搖滾是必然，反叛是正義；用音樂做自己，最實在。

（为〈动态度〉音乐节手册作序，原汁原味）

提防納吉聲東擊西的伎倆

納吉以“民主”的方式接任首相前，正巧國際經濟局勢處於劣勢，導致國內許多偏愛巫統的大型商家面對經濟拮据的窘境。錢財如何適當花在刀口上，對維護一脈相傳的老店而言尤其重要。

相對國陣動不動就數億令吉的補選開銷，然以“區區”千萬令吉的“轉檯費”、加以軟硬兼施的淫威來綁架有關議員，在納吉的算盤裡，顯然是打得響。

納吉上任後，更充分表現其蘿蔔加棍棒雙管齊下的政治思維，在言論自由的打壓上向其師傅馬哈迪看齊，一邊釋放對其政權暫無威脅的政治良心犯，另一邊則禁止媒體報導對新國家領導人不利的消息。

“高舉憲法精神”的納吉一上臺就主張唾棄“勞民傷財”的民主選舉，隱約透露，只要對國陣不利的所有民主程序能免則免：可以閉門協商的，就不要選舉；可以花錢消災的，就不要吝嗇。

然而，無論這些政治策略是枕邊人還是“小太監”們的意思，納吉政權總算流露出狐狸尾巴，政治手段畢竟太粗糙，與故意擺出一副雍容華貴貌的枕邊人唱起雙簧，敗絮其中。

本南地補選，人民或許將失去目睹納吉重演瓜登臺上開樂透、分果果的大好機會，但許多國陣直接惠及選民的社經效益，相信仍在預期中。

把豺狼虎豹的金庫打開，往承受生活疾苦的民間送，誰會說這不是直接拯救當地經濟低靡的最佳途徑？

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對巫統與國陣的狐狸心態掉以輕心。從巫統最高理事會決定由納吉接任雪州聯委會主席來看，一股腥風血雨的肅殺正山雨欲來風滿樓。

記憶如果猶新，請回想霹靂州變天前，納吉是如何一氣呵成，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精神“下凡”出任巫統霹靂州聯委會主席，所有相關單位再即刻以看似一切草擬好的劇本照表操課，演出一場沒有公平裁判的球賽。

納吉至少懂得為本身利益做出精密的盤算，在最新一輪的巫統最高理事人選上，重用一大群先後捲入金錢政治風波的巫統領袖，無疑是希望在擺平黨內派系之際，能藉由龐大的朋黨體系，支援党領袖在政治上的各種野心。

儘管雪州民聯政權穩定，與霹靂州相似，許多利民政策亦深得民心，州務大臣卡立與其團隊也不斷強調變天的可能性低，但也不能小心謹慎，隨時提防納吉在雪州製造事端或搧風點火，企圖藉各種課題分裂民聯，進一步摧毀人民積極邁向民主社會的努力與希望。

這並非杞人憂天，在這看似聲東擊西的伎倆上，無論在檳城或雪蘭莪，民聯都必須比起以往更加緊密地合作，強化內部政治理念與危機意識，才不失為穩定軍心的上上之策。

（第18期《公正報》編後語）

“走後門”內閣

千呼萬喚下，納吉“走後門”內閣名單終於出爐，許多敗軍之將還可“論功行賞”，看來國陣人才凋零的事實也不是在野黨隨便說說而已，人民的慧眼畢竟不只會用來欣賞“阿哥哥”，檢閱新內閣才是馬來西亞人的文化。

以不正當的手段來謀求達到某種個人目的，叫“走後門”。納吉一手主導的霹靂偽政權，也是以“走後門”的方式非法奪權。不解散國會直接交由巫統內部決定首相人選的權力狂方式，也叫“走後門”。

直接透過橡皮圖章院出任部長的，更是不折不扣的“走後門”權力狂，否則我們不會看到美芬主席等人，像中了彩券般又是互相送花賀喜、又是眉開眼笑，彷佛未來帶領部門面對不斷惡化的經濟風暴是一件喜上眉稍的好事，國人真是三生有幸。

新官上任總有三把火，第一把卻被用來打壓媒體。首相辦公室在沒有給予任何原因下，竟然禁止中文網路媒體《獨立新聞在線》記者採訪納吉宣佈新內閣名單的新聞發佈會。

第二把更是可怕，用以恐怖平衡。納吉兼財政部、慕尤丁兼教育部、阿末紮希任國防部、希山慕丁任內政部、許子根入首相署。

第三把卻真的是使盡濫竽充數的本事：江作漢房屋部、黃燕燕旅遊部、莎里扎婦女部、副婦女部長周美芬、副財長曹智雄、副外長李志亮、副教長魏家祥、副高長何國忠、慕克裡茲副貿工部、翁廖原地踏步。

海嘯來得快去得似乎也快，在某些人心中永不留下一絲創傷痕跡。沒有邏輯的用兵之道，注定為下一個戰場埋下陣亡的伏筆。

種族主義導航、朋黨主義護航、高官貪污案件像波浪般湧現、警察執法手段就像海盜、政府行政效率拖緩、補選挫敗導致拋錨，整個國家有如一艘開往鬼域的慢船。

然而，納吉強調將引介“關鍵績效指標”（KPI）評估各部門表現，每半年審查一次各部門表現，據瞭解，負責這項工作的正是民政黨全國主席許子根博士x1。

面對媒體的追問，許博士再三強調他當初自己若能夠選擇，“寧可中選，好過受委”，由此可見，如今他是心中百般無奈或推託不下才勉強受委。308大選檳州選民看到許博士要上京，無可選擇下只好不成人之美，想不到許博士現在也沒得選。

教育部長近來如此大肆發表種族性言論，堅持不認自己走後門的許博士是否能夠敢敢走到教育部長面前去，以他的高學歷加上所謂的KPI指標來評估一下慕尤丁？

（第17期《公正報》編後語）

知多一點點

“檸檬社會主義”

“檸檬社會主義”是經濟學上的專有名詞，指稱政府強行干預市場機制，讓該倒閉的公司不倒閉，該付出成本的股東和企業主不負擔責任，而把責任轉移到國庫和納稅人身上，造成企業賺錢時都歸自己，虧錢時則由眾人分擔的半套式資本主義。

此情形在經濟危機和金融海嘯時特別明顯，政府因擔心許多大型企業會紛紛倒閉，造成社會恐慌或是失業率上升，而不得不向資本家的勒索妥協，發放紓困的貸款或是給予行政干預以讓相關企業繼續佔有市場優勢。

去年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今年初曾在美國《紐約時報》的專欄中表示，他在讀了奧巴馬政府有關金融政策的評述後，覺得彷佛身處2005年，即世人皆視華爾街銀行家為資本主義英雄。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曾說美國金融體系是由私人股東經營，由私人機構負責管理，美國政府願竭盡所能保護這個體系。”

現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克魯曼是在一篇題為〈銀行搞砸了！政府還送大禮？〉的專欄中寫道，他對於美國政府正準備拿納稅人的錢填補金融體系的巨大損失相當不以為然，更直言美國政府無法妥善管理銀行。

“把別人大筆金錢弄丟，卻仍得到聯邦政府一份大禮。然而，一旦事情出了差錯，就由納稅人買單；事情若順利，股東和主管則獲利。”

克魯曼所指顯然正是奧巴馬政府的金融體系救援計劃，它們堪稱“檸檬社會主義”的經典運用。克魯曼認為，公平固然重要，更要緊的是救經濟就必須付出鉅資。

“8千億美元可能只是頭期款，救援金融體系還需數千億美元。我們不該只為了維持私人企業仍有能力良好經營的假像，而浪費金錢供銀行及其主管發橫財。”

“否定的國家”

“否定的國家”（State of Denial）原是一本英語暢銷書的書名，由美國《華盛頓郵報》助理經理編輯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撰寫，為其近年一系列與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有關的書籍之一，書中透露了許多小布希政府在伊拉克戰爭上的決策內幕。

在小布希政府時代，政府一直在向美國老百姓強調伊拉克戰爭的重要性，即不能輸且相信最終將會取得勝利，但真實的情況是伊拉克戰況越來越惡化，小布什和他的班底也越來越無法說服老百姓，在精神上和經濟上繼續支持這場長期戰爭。

伍德沃德在書裡毫不掩飾地指責布什在掩蓋伊拉克的戰爭真相，沒有對美國老百姓把伊拉克戰況如何惡化、惡化到甚麼樣的程度等據實向人民報告。

值得一提的是，伍德沃德也是當年揭發水門事件的兩位記者之一，正是由於他們報道的內幕消息揭露了白宮與水門事件之間的聯繫，並對整個事件進行了一系列的跟蹤報道，從而促使了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辭職。

顯然，國會反對黨領袖安華借用了“否定的國家”此一典故，來諷刺國陣政府在拯救經濟配套上的立場，沒有即時清楚告知人民有關我國經濟衰退的真實狀況，也導致政府錯失了搶救經濟的黃金時間。

在舉與不舉之前，請三思

內政部於3月25日辦公時間下午約5時，傳真至人民公正黨黨報《公正之聲》及回教党黨報《哈拉卡》編采部，告知即日起吊銷兩報出版准證長達三個月，但未說明任何原因及理由。

隔天內政部長賽先生還煞有其事地表示：“我們的確吊銷了2份反對黨的黨報，政府這樣做並非要制止新聞自由，而是為了維護3大種族間的和諧關係。”

如果真要維護種族間的和諧關係，請先讓在舉與不舉之間徘徊的巫統先行解散。

巫統打壓言論自由總是創下壯舉，繼毫無原由地吊銷民聯2黨黨報出版准證後，3月24日連續舉行的巫統貪污代表大會也打壓網路媒體，禁止相關新聞從業員入內採訪，理由竟然是媒體不像一隻友善的狗。

如果巫統的目的是為了阻止編采人員無法採訪巫統貪污代表大會，以及即將舉行的武吉幹當、武吉士南卯及峇當艾3場補選，那發出指令的相關人員也就太天真了。

在舉與不舉之前，別以為已經做好防範措施，請看向來就無法獲得內政部出版准證的《公正報》，是如何出現在巫統代表大會，拍攝那些狂妄者的嘴臉（留意圖中禿頭佬的手）：

不僅如此，選舉委員會最終也不發採訪准證給《公正之聲》與《公正報》，理由是出版准證已被吊銷，即便編采團隊早在幾個星期前已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申請。

種種打壓都無阻我們勇於揭發選區出現幽靈選民、獨立人士受巫統支持參選等令人髮指的新聞。

因為出版准證的問題被迫更換印刷廠，導致本期印刷品質不甚理想，請別怪我們，要怪就怪內政部的善舉。

（第16期《公正報》編後語）

“笨蛋！問題是分配！”

當年柯林頓選美國總統時有句名言“笨蛋！問題是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是在諷刺老布希總統不懂整頓國內經濟，眷戀於伊拉克戰爭，每天在夢想發戰爭財。

事過境遷，我們可愛的國陣政府從來也在發朋黨夢，如今也終於認清現實了，總算在國人面前承認，當前經濟正面臨極度嚴峻的考驗，更坦誠國內經濟未來將陷入嚴重的衰退。

媒體效應畢竟是可製造出來的，然而6百億究竟會帶給不景氣的國內市場多大實際效應呢？別忘了，當中只有150億令吉是財政注資，要分兩年來進行，其中100億令吉還是涵蓋在之前宣佈的附加供應法案。

就連財政部副部長近來都承認，擁有20間上市公司的國庫控股旗下有國家汽車工業控股，這家專門生產普騰國產車的政府官聯公司，未來將會面臨財務不穩定而導致虧損。振興配套公佈的隔天，普騰國產車公司那麼恰巧也在各大報章刊登了一則5千令吉“回收費”的廣告。

政府官聯公司總是不斷上演母公司為子公司認購股權的戲碼，國陣政府更打算在600億的振興配套上投資大筆款項在國庫控股身上，以挽救旗下多家官聯公司。政府也很有可能在缺乏透明度下，花費100億令吉的股權投資在朋黨企業上，就像之前獲得50億令吉的Valuecap一樣。

納吉在國會下議院還曾辯稱，國庫控股20.18%的市值萎縮並非真實的虧損，一舉將旗下政府相關公司整體表現的責任，推卸為受全球股市的影響。既然國庫控股的可變現資產價值依然強穩，為何政府還要注資整百億的資金？

為了攤還積欠馬電訊的40億令吉，馬電訊國際曾於上個月表示將發售附加股集資52.5億令吉，結果造成馬電訊國際的股票在3月2日被大力拋售，大挫11%影響股市整體表現，至今仍讓不少投資人心有餘悸，甚至懷疑馬電訊國際根本無力解決本身的中長期融資問題。

然而，為了替馬電訊國際還債，國庫控股將認購高達65%或等值31.5億令吉的股權。經由“迷你朋黨預算案”的分配額度看來，作為大股東的國庫控股將通過政府投資在電訊領域的30億令吉一解燃眉之急，以救馬電訊國際。在這個環節上，政府顯然是以A救B再救C的計劃來拯救政府官聯公司。

馬電訊國際將在3月24日舉行特別股東大會，正當投資者都在等待馬電訊國際發售的附加股計劃詳情時，“迷你朋黨預算案”卻迫不急待為馬電訊國際注入龐大資金。馬電訊國際顯然是受國外並購案以及成本管理不當下所致，如今主要是靠旗下的天地通公司支撐，而天地通的用戶卻以外勞占多數。

諷刺吧？救經濟還是得靠外來人力。

關鍵不在於經濟配套的數字多寡，而在於政府機構如何恰當分配，“笨蛋！問題是分配！”正是國陣政府如今應當獲得的警語。

很顯然，納吉是以其慣用的手法推出了一項“迷你朋黨預算案”。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就連曾被視為世界4名頂尖財長之一的安華也提醒國陣政府，必須懂得正視人民的需求，避免耗盡國庫只為了挽救一些即將破產的朋黨大型企業。

這個國家已經快沒資源再讓那些不負責任的政客揮霍下去，連續十二年，國陣政府再次毫不留情地東挖西補、債留子孫，卻始終無法對症下藥，開出一個良方來治療經濟衰退。

在武吉士南卯、武吉干當、巴當艾兩山一河的補選投票當天，請告訴你自己或你的家人、朋友，用選票來表達人民對缺乏誠意的迷你財政預算案的失望與憤怒。

（第15期《公正報》編後語）

公共與隱私之分

近來爆發的黃潔冰議員事件，無疑再度為公民社會上了一堂課，當中有兩點是作為負責任公民應當省思注意，一是言論自由的標準，二是性別政治的醒覺。

當黃潔冰議員的私密照被無恥媒體以娛樂八卦的報導方式作為行銷手段，我們不禁要問，在這起事件上，我們的社會還要多久的時間，才能成熟界定公私領域或理解公共利益？

毋庸置疑，公共利益乃保障公民社會不受他人支配的自由，也促進國家社會的正義維護，因此，公共利益必須透過公權力的干涉來加以實踐。如果反思英國哲人以撒柏林的自由概念論，論者或許以為，在這私密照關節眼上，，當下社會僅能秉持公權力干涉原則的積極自由方式，才能有效抵抗那些不受他人支配的消極自由觀。

若在此層次上思考，內政部挾其出版法令或煽動法令號令天下，為何再次體現其標準不一的價值判斷？若非以暴易暴，抵抗運動要採取何種策略，才能有效打擊此類偽善傳播文化？

這些過程的發生，讓我想起一部引人震撼的電影《隱藏式攝影機》。曾以《鋼琴教師》奪下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的法國麥可漢內克導演，後以《隱藏式攝影機》再度奪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以及天主教人道精神獎。

法國著名影星茱麗葉畢諾許在劇中飾演知名談話性節目主持人的妻子，原來相安無事，某日起，他們不斷收到一卷又一卷的錄影帶，內容皆為偷拍了他們家門口到主角故鄉等周遭生活，而所有的錄影帶寄來時，卻又挾著一張張吐血或割喉的圖畫，讓這對夫妻每天過著驚心動魄的日子，懷疑一切乃熟人所為。他們因而引發出一連串充滿內心恐懼、家庭危機的行為舉止，甚至被迫重新面對童年往事。

《隱藏式攝影機》電影中男人們如動物般以本能存在于後現代社會，越被挖掘卻越無能為力，於是逐漸化為內省的日後日記式回憶。馬來西亞的媒體則以前現代社會的手段，不斷以滿足物欲的態度來處理對政敵的不滿，無所不在地以偷窺、侵入、潛入他人私領域等手段，試圖在公私領域中操控社會，挖掉讀者的眼珠，置入隱藏式攝影機。

除了媒體報導自由度的反省，我們也應當反省性別政治在我國的現實考驗。黃潔冰議員的私密照的確滿足了少數政客藉由散佈隱私打擊敵營形象的野心，但在成效上，往往需面對公民社會的直接挑戰：只要不危害公共利益，政治人物為何不能有其私生活？

媒體對侵害女性隱私的再現，無疑是建立在一個試探市場風險的行銷守則上。被宗教暴徒殺虐的妓女、英雄擊潰惡霸而贏得美人、溫文儒雅養育家庭的專職母親、等待國家軍隊犧牲拯救的妻女──女性往往是在各種情境中，被主流媒體塑造成各種權力鬥爭下的產物，透過媒體進行感官刺激，使之物化為男人滿足雄性欲望的對象。

我們必須理解的是，黃潔冰首先是女人，再來才是個政治人。

在男性建構的權力舞臺下，女性政治人物的處境被打壓得遍體麟傷，身為保守社會的體制反抗者，黃潔冰議員亦無法跳脫這個社會賦予女性含蓄、溫柔、婉約等諸如此類加在女性身上的刻板印象。無論是出國或顧全大局皆對公民社會運動給予雙重的打擊，最終都不是性別政治運動者所樂意見到的局面。

當國家被少數利益人士把持、司法為權力集團所操弄、行政官僚在執行任務時不秉公處理，究竟是什麼樣的罪念還是信念使黃潔冰議員必須面對公眾的審判？在現實生活上演的感官犯罪中，人人都是陪審團成員，然而，誰才是法官？

在整個大環境下，如同黃潔冰，這些被雙重傷害的女性政治人物，將來或許才是我國最可悲的歷史人物。

妳愛國家，國家愛妳嗎？（借用白樺《苦戀》被改編成劇本《太陽與人》的臺詞）

（第14期公正報編後語）

裁神到，國陣公然盜

《後漢書‧袁紹傳》曰：“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蓄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1993 年10 月俄羅斯發生“黑色十月事件”，時任總統葉爾欽下令其軍隊用坦克包圍國會，炮打反對他的俄羅斯議會。

當納吉一接手霹靂州聯委會主席，巫統當下就開啟其金錢政治的戰車駛入霹靂州議會。或許以上兩段歷史曾經啟發了納吉，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大馬曹操其天生具來的想像力。如果按照曹操陣營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之論，或許不難理解他們如何自我催眠以令諸侯。然而，究竟是誰“不臣”？

要知道，安華提出的916政權更替與納吉的205奪權，只要從幾個面向來分析比較，輕而易舉就能分辨兩者之間的不同處。

首先，民聯是根據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嘗試在國會對首相阿都拉提出不信任動議，然而卻遭到國會下議院議長的斷然拒絕。接著，首相根本不願聽取反對黨勸告解散國會，更不願與民聯領袖見面商討移交政權事宜。更誇張的是，國陣領袖還帶著後座議員乘颱風天到臺灣“考察考察”（至今還未聽說有議員提出任何農業改革願景）。

反觀國陣，不僅毫無勇氣在霹靂州議會對民聯州務大臣尼查投出不信任動議，也利用王室迫使州務大臣在州議會還沒解散前就辭職，這顯然是不依法行事，也罔顧憲法精神。

從人民公正党怡保西區主席法西武達所立下了的法定聲明書看來，國陣嘗試收買至少兩位霹靂州議員的行動在第12屆大選後就已展開。308後民聯曉以大義邀請國陣國會議員加入民聯，乃基於人民利益及公正原則，也不曾開出任何條件給31名國陣國會議員。不曾許諾，卻賴人家誤你一生，情何以堪。

首相阿都拉被迫提早進行巫統權力交替的計劃，並將財政部長職位移交給納吉（逼宮的可能性較高），顯然是曹操藉由人民的力量借力使力。然而，廣大的人民在308後兩場補選即巴東埔與瓜拉登嘉樓，都選擇誠心誠意支持民聯議員，相信接下來的兩座Bukit國州補選，民聯躺著都能上山。

現在的情況是，都快踢罰球了，國陣的守門員卻臨陣脫逃。三名過檔的州議員不敢重回選區，人民對國陣的極大憤怒難以消解，被迫以肉身阻擋皇室用車。更甚的是，納吉更浪費公款使用直升機像救世主般降臨偽政權宣誓會場（不曉得機上有無C4？），如今更傳言他近期害怕出席霹靂州內活動（怕甚麼，他不是有C4？）。

民聯是以文明的方式向國陣施壓，與納吉動不動就開口5千萬，兩者地位如何等同？除了小時候玩大富翁，你這輩子摸過5千萬嗎？人家納吉年少時後早就把真鈔當大富翁玩了。

國陣不僅開出龐大的金額、行政議員職位條件給三名州議員，企圖用哈利柏特的隱形披風將民聯州議員變不見，也用防彈車綁架及逼迫州議員跳槽，最後關頭不僅還騎劫皇室，更利用選舉委員會阻止地方補選，把整個國內政壇好萊塢化，只差沒有車子爆破場面。

此時，哪個笨蛋還想拿香蕉比蘆柑？

（第13期公正報編後語）